【2026年01月16日訊】(文:雨芳)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那是一個物資極度匱乏的時代。當時的生活非常簡單。住房由父母的工作單位分配。因為我們家有七口人,所以被分配到一間簡陋的三房公寓,是我們二樓最大的一套。入口處有一小塊空間,大約五平方米,我們用作廚房。我們的公寓樓被稱為「乾打壘」,是一棟簡單建築。走廊的一側是敞開的,像陽台一樣,天花板是生水泥板,地板是普通混凝土,磚牆刷上白石灰,靠著牆時灰塵會掉落。二樓總共住著八家人,分東西兩側。每一側都有四戶人家,共用兩間廁所和水龍頭,水龍頭出來的只有冷水。

文革期間,人人排隊,凴肉票買肉。(製圖:ChatGPT)
匱乏年代:糧票、碎米、蜂窩煤
在當時的中國,幾乎所有的東西都依據政治需要施行配給制,要用票才能購買:糧票、米票、肉票、魚票、油票、豆腐票、糖票,甚至棉花和布都要票。我的父母被派往遙遠的西北地區,協助建立一所研究所。那裡的糧食尤為短缺。當地人「習慣」吃粗糧。当时,随父亲一同来到这里参与研究所建设的,还有几位华侨和海外归国的工程师。政府对我们这些从北京来支援大西北的家庭给予了特殊配给,每人每月额外供应一斤大米,面粉也有严格的定量限制。但這種「優待」從文革一開始就演變成了羞辱與批鬥,這是後話。
我是家裡五個孩子中最小的。我的兩個哥哥在長身體,吃的較多,所以家裡的食物總是不夠。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白麵會被替換成黑麵或玉米麵,大米則換成高粱米。我記得有一年冬天,糧食格外短缺,定點糧店沒有糧食,改賣紅薯。那年的紅薯,不知為何煮不爛,咬下去會發出嘎吱聲,味道像嚼蠟,難以下嚥。高粱米同樣粗糙,不溶於水,也不黏合,所以煮出的稀飯總是水米分離。因為我吃飯慢,哥哥們常常搶光稀飯湯,剩下的只有粗糙乾硬的米粒,咀嚼起來就像吃餵動物的麩子,非常難以下嚥。
當時的農民常將稻米晾曬在街道上。我們住宅單位分配的糧店大米,其實是整粒米篩過後剩下的碎米,裡面充滿小石子和砂粒。因為大米稀少,我們只能在生日、節日等特別日子煮白米粥吃。每當母親打算煮米粥時,她都會讓我仔細挑去米裡混入的石子和砂粒。我非常喜歡這個工作。對我來說,這幾乎成為一種特殊待遇,我喜歡米粒在指間滑動的觸感。雖然大部分米都是碎的,整粒米很少,但能期待當天的一碗米粥帶來的滿足感,卻給我這個小小的心靈帶來無限的喜悅與幸福。
然而,我們吃米粥時不能放心大膽地享受,必須非常小心地將米湯吸入口中,因為最麻煩的莫過於某些石頭,尤其是白色石子,因為它們與米粒混在一起,很容易被挑漏。小砂粒則相對容易處理,我會一口吞下,因為吐掉砂粒就意味著浪費一口米粥,這是無法想像的。只有傻瓜才會因幾粒小砂子而浪費這麼珍貴美味的食物!白色石子最令人討厭。當我感覺到煮熟的米粥裡有石子敲擊牙齒時,我會立刻停止咀嚼,咬緊牙齒,慢慢吞下米湯,防止石子隨著粥掉入喉嚨。事實證明,這些小心翼翼的時刻反而是幸運的。最不幸的是,一旦不小心咬到石子,便會導致牙齒劇痛,甚至裂開。因為我童年對米粥的執愛,我的一顆犬齒被崩掉一半,一顆臼齒嚴重受損,被迫拔掉。
當時肉很難買到。對於一個七口之家,我們每週只有足夠的肉票和錢買大約一斤豬肉。因此,買肉是一項重要的任務。我的兩個哥哥個子較高,被分派每週去為家裡買肉的任務。因為他們個子高,有勁。一旦肉快賣完而排在隊後面人開始擁擠時,他們兩個可以合作:一個擋住試圖插隊的人,另一個趕緊伸出手從後面把錢遞到窗口裡最終搶到一塊肉。
在買肉的當天,哥哥們午夜時分就會起床,不論風雨,只為在政府經營的肉鋪前排到早一點的位置。往往還有很多人比他們起的更早,所以他們到達時,隊伍可能已經很長。冬天,他們要在嚴寒中等上好幾個小時,直到上午八、九點肉店的木板門才終於打開。如果他們排在隊伍的最後面,肉很容易就被賣光,只能空手而回。
即便排在不錯的位置,我們能得到的肉的部位,完全取決於賣肉的營業員。那些給賣肉的營業員送禮或賄賂的親戚、朋友、鄰居、單位領導的家屬,就能夠跳過漫長的隊伍,帶走最好部位的肉:瘦肉與肥肉完美均衡,後腿肉是最理想的。不幸的是,我們的鄰居或親戚中沒有人和營業員有關係,所以我們能得到哪一塊肉,完全看他們當天的心情。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哥哥們會帶回一塊較爲理想的肉,全家都能享用一頓豐盛的肉餐;運氣不佳的日子,他們帶回的肉多是骨頭和筋。母親只能把骨頭燉成湯,但剩下的肉就勉強僅夠做一道菜。所以,在那個年代,人們最羨慕的職業就是做營業員。

蜂窩煤爐子 (製圖:Copilot)
新年的溫暖與家庭煙火氣
在童年時,我總是期待中國新年,因為只有新年期間父母才會烹煮只有過年時才能吃到的美食和我們平時吃不到的零食。過年前國營單位都會給員工們發一些福利,如食用油、糧食、大米、魚、花生、瓜子等。父親就用這些額外配給的食材製作過年美味,如紅燒帶魚、紅燒肉,我們還會圍坐在燒蜂窩煤的爐子邊看著母親用沙粒炒葵花子和花生。

那個年代,紅燒帶魚是只能在過年的餐桌上才能見到的大餐。 (製圖:Copilot)
在年夜飯的美味佳餚中,紅燒帶魚是我最喜愛的之一。新年前幾天,父親會扛著兩條凍的邦邦硬的帶魚回家。母親仔細清洗魚,去掉內臟,切成塊,然後用醬油、糖、和蔥醃製。幾個小時後,父親會將醃好的魚塊裹上麵粉,再投入滾油中炸,香味撲鼻。炸好的魚塊會放在窗外冷凍直到除夕。那時,大部分中國人甚至不知道冰箱是什麼。
烹煮帶魚時,父親會先把魚用油煎成焦黃,然後倒入醬油上色,之後再加水、蔥、花椒和八角等燜煮。香氣充滿整個廚房。直到今天,那仍是我吃過最好吃的魚!
除了帶魚,餃子也是我的最愛。因為肉十分有限,平日裡很少能吃到餃子。對北方人來說,大年初一吃餃子是一項重要的傳統。新年那天,對全家人而言總是格外忙碌,因為包餃子要從和麵、剁餡開始。我記得大哥總是雙手各握一把菜刀,咚咚作響地剁著餡料——豬肉、白菜和大蔥。接著,父親會把剁好的肉加入醬油、五香粉、食用油、鹽,以及薑末和蔥末,反覆攪拌至完全入味。與此同時,母親和大姐負責將白菜焯水後擠乾水分,確保餡料不會過於軟爛。最後,父親再將處理好的蔬菜與肉混合,拌成餃子餡。

七口之家圍坐包餃子。(製圖:ChatGPT)
當麵團和餡料準備好後,我們全家會圍坐在桌旁包餃子。我當時雖然還小,但總是非常樂意幫忙的。母親手工擀製每一張餃子皮,用擀麵棍將其擀成完美的圓形,中間略厚,邊緣稍薄。手擀的餃子皮軟中帶嚼勁,搭配父親調製的美味餡料,我們至今都相信父母做的餃子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是,那個年代,白菜、蘿蔔和大蔥是我們為過冬準備的冬儲菜,漫長的冬天裡,餐桌上幾乎只有這三樣。

難得一見的猜燈謎。 (製圖:ChatGPT)
在那個精神生活如荒漠的年代,我最美好的過年記憶之一,是父親帶我們參加由工作單位舉辦的猜燈謎活動。那一天是正月十五,也就是元宵節。那大約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的那個新年,因為文革開始後,我們就再沒有參加過這種活動。謎語寫在紅紙條上,掛在一排排繩索上。我跟著父親,一行一行地走著。每猜對一個謎語,就能獲得一塊糖。我記得那天猜對最多的人得到了一個保溫瓶,在當時那可是個大獎喔。
當時的燈籠和鞭炮被裹在紅紙裡,對聯也是寫在紅紙上的。中國的傳統紅色深植於與天人相應,象徵吉祥如意,用以祝福生命、驅邪迎春。

放鞭炮。 (製圖:Copilot)
放鞭炮也是一項傳統習俗,人們相信第一個放鞭炮的家庭最有福氣,全年順利。因此,許多人除夕夜都熬夜,迫不及待等著鐘聲敲響午夜,點燃鞭炮。雖然我也喜歡鞭炮的轟鳴聲為人們帶來的歡笑與熱鬧氣氛,但我對那一聲聲炸響,心裡總免不了有些畏懼,尤其是二踢腳,響了一聲過後幾秒突然又響一聲。還有二哥知道我害怕,就經常故意的在點燃爆竹後朝我扔過來。然而,即便如此,這些日子仍成為我童年時珍貴的回憶。
斷裂與創傷:變了味的紅色
在文革最瘋狂的那幾年,我的父母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動派,被揪出來受到迫害並在單位被公開批鬥。父親甚至被關進「牛棚」(臨時拘留所)長達六個月,還被帶著紅袖箍的紅衛兵革命小將在脖子上掛上異常沉重的大木牌押到街上遊街批鬥,被當眾羞辱。我們五個孩子從此被大人和孩子們恥笑,甚至辱罵和欺辱,沒有人願意跟我們做朋友。自那以後,我們家再沒有過過年,直到文革結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長大的我,大街小巷裡聽到的是刺耳的大喇叭裡廣播「革命的旗幟是烈士的鮮血染成的」等口號,看到的都是刺眼的紅色的大字報和標語。
共產黨竊用中國傳統對紅色的寓意來服務其政治目的。從此紅色在我的心目中賦予了一個與中國傳統紅完全不同的內涵:從喜慶、避邪、庇佑到革命、鬥爭和鮮血。
正因如此,我從小看到戴紅袖章的人總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因為在當時紅衛兵代表著權威和權力,而我們家是被人鄙視的牛鬼蛇神,與權威者們格格不入。我在成長中也曾經困惑過,直到我在國外正常的社會生活後,才最終認識到中國傳統紅和共產黨的政治紅的本質區別;像文革這種反人類的瘋狂整人運動,只會在中共專制統治下發生,在正常的社會中是不可能出現的。
正是這個原因,那段艱難歲月中如微光般的人性和家庭的溫暖,難得擁有的童年歡樂,像猜燈謎、放鞭炮這樣簡單的樂趣,便顯得格外珍貴,也讓我更加懂得珍惜自由社會所帶來的平靜與安寧。
責任編輯:舜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