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工作。（圖片：貴棠提供）
文/林頤
西雅圖十月裡的一個傍晚，天氣已漸漸轉涼，貴棠結束了程式員一天忙碌的工作，向我走來。西雅圖的寒意似乎不足以侵襲這位來自吉林的小夥。我們在室內坐下，他笑著跟我打了招呼，他的笑容給人一種陽光、平實的感覺。
但鮮少有人知道，在來到美國之前，貴棠曾在中國大陸的監獄裡服刑。那不是因為他犯了什麼罪，而是因為他的信仰——他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個人的信仰足以讓他失去自由。
貴棠在獄中曾寫下一首詞：
《洞庭仙》 末世象
末運紅潮，浮萍風雨搖。
惡貫當道行不肖，天不在，邪魔滋蔓，無人管，
蝕心叛道離神遠。
千古留忠義，扮英雄相，風流豈是常人比。
戲中又如何？已是人迷。
苦難盡，佳人無恨。
只是那大悲淚，緣來由。
神佛為那惡人流。
青少年的不爭與迷茫
在同齡人的眼中，貴棠應該算是一個類拔萃的孩子，從小學開始，父親就會經常在貴棠學有餘暇的時候，提前給他講課本上的知識。
貴棠從小也很聰穎，初中時，經常遇到老師在班上出一道難題，其他同學都要花很長時間解答，貴棠卻很快就能答出來。
然而對此，貴棠自己的態度卻是：“雖然我知道自己學習不錯，但我想淡化這個印象，我不太喜歡同學之間那種互相比較，想贏、想證明自己的感覺。”
貴棠回憶起初中的經歷，那時班上的優等生都是坐在前排，成績落後的同學就會被安排到後排。而他主動和老師提出，要坐到後面。老師開始很詫異，但他解釋說他是為了班級好，於是老師同意了。
他開始試圖融入後排，勸他們好好聽講。一開始後排的同學不信任他，還嘲笑他，但慢慢地，他們開始一起玩，開始聽他的建議，一些家長甚至打電話給貴棠，詢問自己孩子的情況，然後對貴棠說：“你能不能多幫我的孩子輔導一下數學。”
其中有一個同學，他在初中的時候就抽煙、喝酒、上網吧，但他和貴棠的關係特別好，貴棠給他輔導功課，常常規勸他。
後來有一次，語文老師在班上念了一篇作文，名字叫《我的好朋友》，起初不知道是誰寫的，後來才發現，就是那個抽煙喝酒的同學，他的成績有了很大的進步，他寫了這篇作文，描述了貴棠真心幫他學習的事。
當時貴棠聽老師讀這篇文章以後覺得挺詫異，對他而言，他只是想這麼做，沒想過會獲得什麼。
“現在的貴棠”回憶道：“看上去是很小的事，但當你把它當作一件長久的事去做，就會有長久的效應，好像你播了一顆種子，經過了春天，夏天，你就一直去耕耘去施肥，突然冒出果實的那種欣喜，這其實是無與倫比的快樂。”
高中時期，貴棠開始發現身邊的環境起了變化，同學變得成熟，而他之前習慣的那種幫同學提高成績的模式，已經變得不太適用。他開始難以融入同齡人的世界。他開始思考人生的價值，一種迷茫的虛無感讓他陷入痛苦。
這種感覺一直延續到大學。當時中國大陸有 “高考競賽保送體系，” 一流大學在全國各省都有提前招生，貴棠參加了2011年吉林省計算機競賽，獲得了一等獎，進而獲得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保送資格。
進入大學後，他的迷茫感並沒有停止，直到2012年的夏天，他開始重新接觸中國傳統文化，他説，“我發現原來《論語》裡面，孔子這樣的君子其實是很活生生的，高尚、溫和、可親的。遠之則敬，近之則親，是這種人。”
貴棠從小到大都處在順境之中，初中時候，他想着要能幫別人，但直到接觸了中國傳統文化，才覺得找到了一个“道理“來支撐他，讓他真的開始堅持做一個對別人有幫助的人。
他提到《論語》裡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這句話很打動我。做錯了就大大方方地改，很簡單，坦坦蕩蕩的，這就是君子。”
高中畢業去蘇州遊玩。（圖片：貴棠提供）
初得大法：如光穿透迷霧
初次看《轉法輪》，其實是一場有些遺憾的擦肩。2013年，在中國吉林省姥爺的家裡，貴棠第一次翻開《轉法輪》。暑假的某一天，貴棠在姥爺家聊天，姥爺無意間談到了法輪大法，於是就取來《轉法輪》，把書拿到貴棠面前，說道：“這是一本很好的書。”
貴棠翻開書，首先看到了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照片，他似乎很明白，立馬說了一句，“這是一本修佛的書。”
一年後的2014年，很幸運地，這本書重新走進了他的生活。那時他很喜歡中醫，他有一個中醫群裡認識的朋友，偶然間貴棠向這位朋友提到了聖人下世的預言，然後這位朋友就給貴棠推薦了電影《出埃及記》。
貴棠看完之後，好奇地問朋友，“你知道這個聖人是誰嗎？” 這個大法弟子用 QQ 傳給了他壓縮加密的《轉法輪》電子書。
“我一看就撒不開手，”貴棠說，“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思考，就是沉浸在一種幸福裡。”
事實上，貴棠早有修煉之心，除了傳統文化，大學時期他還看過不少佛教的經典，曾經專程去丹東的雙靈寺閉關28天，但都未能明白修煉的內涵。
而對於中醫的興趣，也讓他早就意識到，進化論可能不是真的。他說，“因為只有人有十二條經絡，猴子只有十條經絡。經絡多，在中醫中就意味著更高級的智慧。”
而《轉法輪》讓他對修煉感受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晰。“就比如書中說，宇宙中最根本的特性是真、善、忍。然後講了天目、玄關、主元神、副元神等概念，講得都很直白，和其他修佛的書不一樣。”
“真、善、忍”的法理，對貴棠而言，或許也意味著，少年時代那種不爭與善意並非多餘；高中時那份孤獨與虛無，也並非空穴來風；大學時期對傳統文化的回望，也非偶然的興趣，而是一種無聲的召喚。《轉法輪》好像一束光穿透了迷霧，讓他找到了自己活著的意義和人生的方向。
第一次煉功時，貴棠就體驗到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狀態。“第一次煉功，打坐的時候就有那種很神奇的‘定的狀態’，一會兒覺得自己像星球一樣大，一下又覺得自己像針眼一樣小，就是很難描述，妙不可言。”
從那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決定告訴身邊的人，他很興奮地給媽媽打電話，說：“告訴姥爺，法輪大法是正法，我要感謝姥爺！”
學齡前蕩鞦韆。（圖片：貴棠提供）
初印資料：傳單、黑夜與一次驚險
修煉的日子里，貴棠越來越清楚，在中國發生的這場對於法輪功的迫害，其實針對的不僅僅是法輪功學員，更是對所有被謊言包圍、被恐懼支配的中國人的蒙蔽與毒害。
所以與所有其他的法輪大法弟子一樣，他也開始默默發資料，把大法的真相告訴更多的人。
開始印資料，是在2014年。那時他還在上大學，住在一間簡陋的出租屋裡。他買了一台小打印機，每到夜深人靜，就打開明慧網下載和打印真相資料，主要是“天安門自焚”事件的造假內幕和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實。
打印機發出細微的聲響，墨水與紙張的味道混合在狹小的屋子裡，伴隨著他心底那份剛剛點燃的使命感。有空的時候，他就會背著書包，裡面裝著厚厚一疊傳單，到了居民區的樓裡，把資料挨家挨戶塞進每戶的信箱。
有一次晚上，他騎著那輛折疊自行車，在一個高檔小區裡發資料。就在他發完資料，從一個樓的單元門走出來的時候，突然一道刺眼的光猛地打在他臉上，小區保安手裡握著手電筒，神情凶狠地擋在他面前，開始聲音銳利地盤查道：“你是誰？這麼晚到這裡來幹什麼？”
這一刻，貴棠的心驟然一緊。那只書包沉甸甸地背在身上，他想到裡面還有很多真相資料，如果對方提出搜包，那看到這些資料，就很可能會報警。他想起自己還剛剛開始發資料，難道真的要“出師未捷”了嗎？
他馬上否定了自己的這種想法，面向門衛，鎮定自若地主動開口說道：“你好，我是旁邊大學的學生，來這邊看房的。”接著亮出了自己的學生證。
門衛一聽是來租房的大學生，瞬間像換了一个人一樣，臉上展現出善意的笑容，說道：“哦，你怎麼那麼晚來呀，這裡有很多房子可以租，你白天儘管來看吧！”
簡單的交談之後，手電筒的光慢慢移開，他道了聲謝謝，轉身跨上折疊車，緩緩騎入夜色深處。回到家才發現自己被嚇出了一身汗，躺在床上直到深夜都未曾入眠。
那一晚，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中國大陸的環境下，講真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危險可能在毫無預兆的瞬間逼近，讓人猝不及防；而只有當心中升起堅定的正念與勇氣，才會獲得上天護祐，原本緊張的局勢就會在轉瞬之間化險為夷。
參加遊行活動。（圖片：貴棠提供）
識得同修，建立資料點
2015年下半年，貴棠在網上結識了兩位同修。
很快，三人約定在一個小公園見面。那天秋風微涼，落葉滿地，三個人在公園裡見了面，慢慢談起法理，建立了對彼此的信任。然後三人約著去吃飯，開始毫無保留地探討著自己的經歷和修煉的心得。對貴棠來說，這是他第一次在大陸遇到同修，三人中他修煉時間最短，他認真地傾聽著同修對法的理解，覺得耳目一新，並再一次地被法理的宏大無邊所震撼。
不久後，一個小小的資料點便在貴棠租住的房間裡悄然誕生。因為他正準備考研，白天多半在家，就由他負責打印、刻錄和技術設備的維護；心清和絕塵則在下班後過來，晚上三人一起外出發資料。
“那時我們的狀態特別好。”貴棠回憶說，有時週五晚上，心清和絕塵都會來到貴棠家住，三個人擠在不大的屋子裡，一起交流到深夜。這樣的相聚就好像“徐孺下陳蕃之榻，”週六一早，他們又一同學法、煉功，然後打印真相資料、製作印章、刻錄《九評共產黨》光盤，然後一同外出發資料。
隨著資料點的運作，規模也慢慢擴大。到了2015年底，這個小小的房間裡已經有了13台打印機。夜裡，貴棠常常伏在書桌前，一邊刷著考研試題，一邊打印資料，耳邊盡是打印機“卡嚓卡嚓”的聲音，他好像已經習慣了這種背景音，經常會複習到凌晨一點才入睡。
他印製的內容也越來越多樣，有單頁傳單、《九評共產黨》和大法的書籍，還有“法輪大法好”“天滅中共”的印章等。這個資料點也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甚至有不少其他省份的同修，也會來這裡取資料。
然而，危險在暗暗逼近。有一天，貴棠發現心清失聯了，手機遲遲不見回覆，打電話也無人接聽，當時他的直覺告訴他——出事了。
2016年的夏天，貴棠在實驗室工作時，國保大隊將他抓走。後來貴棠才得知，心清是在發資料時被發現然後被抓捕。在嚴刑逼供中，心清始終守口如瓶，沒有供出任何同修的名字。然而，警察還是通過他手機中的信息，一步步順藤摸瓜，最終找到了貴棠和絕塵。
貴棠被抓捕時沒有宣布任何罪名，也沒有出示任何文書。他在車上被上了手銬，被直接帶往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官對他進行了24小時的不間斷審訊。警察反覆逼問他與誰一起煉功、與誰聯繫、資料從哪裡來。
為了攻破他的心理防線，他們拿出了監控視頻，冷冷地說：“你的一舉一動，我們早就都知道。”螢幕上閃過的畫面，是他和同修出入小區發資料時的身影——他這才明白，自己早已在他們的監視之中。
他們還撥通了他父母的電話。聽筒那頭，父母的聲音裡有憤怒、有恐懼、有痛苦、無助甚至哀求，母親說：“求求你了兒子，讓你幹什麼你就都配合吧……”
但他沒有妥協。
24小時後，他被押進了看守所。那天是他母親的生日，就在幾天前，貴棠在網上訂了一束花，母親生日當天送到。但當母親看到花的時候，她的兒子卻已被關進了看守所的高牆之下。
在西雅圖公園打坐。（圖片：貴棠提供）
身陷囹圄，不忘救人
看守所裡關押的大多是犯罪分子，貴棠遇到過搶劫犯、強姦犯、殺人犯、詐騙犯、經濟犯、政治犯等等。但剛進去時，貴棠看到這些人的感覺是，都很眼熟，像是冥冥中早已認識。他很清楚，自己是大法弟子，這或許是安排，他們都需要明真相，被救度。
看守所的被押人員很多，一個監室原本只能容納二十人，卻經常擠著三十到四十個人。大部分人都睡在大木板上，根本沒有轉身的空間，只能側著睡。白天，一人一張小板凳，每天都要在硬板凳上強制坐七到九個小時，這樣持續了一年半之後，貴棠的臀部部分腐爛，“到現在還有發黑的印記。”貴棠說。
伙食也很差，即使偶爾有帶肉菜的時候，肉也已經冷凍了很長時間，顏色很粉紅，軍隊都不要的那種。冬天很冷，沒有厚衣服，夏天很熱，貴棠的隔壁監室就有人兩個人因為中暑死亡。
雖然環境很惡劣，但貴棠卻告訴自己，要珍惜這樣的時間和機會，講好真相。
他自己製作了一本真相小冊子，每一章都寫得很清楚：天安門自焚、活摘、4·25上訪、法輪功的幾大特點。
監室裡面的人都比較善惡分明。有人開始對他有敵意，但漸漸發現他為人處事，看到他不焦躁，很隨和，不爭不搶，而且還是個高材生，對他就變得尊重起來。有個獄友還頗為感慨地對貴棠說：“這裡的人，所有人都是為錢進來的，只有你不是。”
很多人離開看守所時都會特別對著他喊：“法輪大法好！”每次有新人來，監室的人也會習慣性地對他說：“貴棠，又來人了，去跟他講！”
有一個年輕人，是零幾年的，高中畢業，沒有上大學，因為搞傳銷被抓。一開始，當他知道貴棠是煉法輪功的時候，這個年輕人說：“煉法輪功的都是壞人。”貴棠問他：“誰告訴你的？”他警惕地說：“你離我遠一點，你不要和我說話！”
旁邊其他人還幫著勸他：“哎呀，你就是被共產黨騙了。”
過了幾天，這個年輕人或許是因為暗暗觀察了貴棠的言行，突然，他主動過來說：“貴棠，我現在相信你說的，法輪功真不是壞人。”態度完全改變了。
他在監獄一共被關押了523天。在這期間，他有一張名單，上面寫著許多化名：“秦瓊，項羽，孫大聖……”一共有八十一位看守所的在押人員在他的努力下明白了真相，選擇退出中共黨、團、隊。
西雅圖公園打坐。（圖片：貴棠提供）
開庭與緩刑
2017 年 5 月，貴棠在合肥開庭受審。他的父母為他請了一位律師。那天，他向獄友借來一身酒紅色的西服，他希望在法庭上，父母看到的不是一個經過受審、疲憊不堪的孩子，而是一個「精神一點」的兒子。
庭審持續了兩個多小時。貴棠站在被告席，始終不敢看父母的眼睛，好不容易眼角瞥向父母，只一眼他就感覺到，父母老了。但他相信總有一天父母會明白，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最可憐的不是我，”他說，“而是那些被蒙蔽的人和那些作惡的人。”就像他在獄中寫下的那首詞，說這“末運紅潮，惡貫當道，邪魔滋蔓，”但其實在神佛的眼中，惡人才是最可憐的，“那大悲淚，緣來由。神佛為那惡人流。”
2017 年底，法院宣判，他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九個月，緩刑三年半執行。
2021 年夏，他結束了緩刑。但監控並沒有因此停止。貴棠發現，在中國搭乘火車時，他的身分證會被「標記」，每次過安檢都會有警察前來盤查、搜包、詢問去向並拍照留檔。每逢有政府重大活動，派出所的警察更會提前「提醒」他：不許去北京，也不得公開發聲。
出國奇蹟
2021年上半年，貴棠開始嘗試出國，他申請了海外學校，年底，他收到了美國研究生的錄取通知，隨即他也辦好了美國簽證。
訂機票的時候，他心裡想，他們讓我出國嗎？家人幫忙查到了內部資料，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名字明晃晃地出現在管制名單上。家人一時間都灰了心，但他心裡卻覺得，自己應該試一試。於是，他訂了從深圳蛇口碼頭坐船去香港，從香港機場飛往美國的機票。
出發那天，他的一位朋友送他到蛇口碼頭。因為按照正常的流程，管制名單上的人在出關的時候只要一掃護照，就會觸發警報，然後立刻被帶回。朋友還特地為他準備了晚飯，說如果沒走成，就等他回來一起吃飯。
當時正值疫情，登船必須出示48小時內的核酸報告，他在最後一刻才拿到檢測報告，趕到碼頭，又看到隊伍很長，他心裡打了個突，想着可能來不及了。就在這時，他的右肩被人輕輕拍了一下，是一位身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示意跟著他走。他被帶到了一個空的窗口，很快換好了票。
他還有些懷疑，小聲問：“你這裡換的票可以嗎？” 工作人員頭也不抬：“你不用管。”
他看著手裡的機票，又趕緊去排安檢的隊。這時候離登船已經不到1個小時。到了安檢，因為疫情，穿著白衣服的工作人員挨個詢問檢查，這時候又有一個人走到他前面，問：“你去哪裡？”
“出國學習。”
他看了看貴棠的證件，就把他帶到了另外一個安檢行李的窗口，那裡沒有人，他很快就通過了。
事後他回想，覺得一切簡直如有神助，唯一的解釋就是這些工作人員可能會觀察排隊的人群，挑出那些看起來手續簡單、身份明確的旅客，直接引導到“快速通道”，加快通關速度。
之後就是邊檢，他明白這一關才是真正的考驗。只要護照在系統裡一刷，他就會被發現是監管名單上的人員。但他心裡卻很坦然，“大不了就回去，但至少我試過了。”
他排在隊伍裡，眼前就是那道關口。他的前面是一位持香港身份證的旅客，不知因為什麼原因，邊檢人員反覆問了他很多問題。
終於輪到貴棠，他走上去，遞上資料。邊檢工作人員不知是否因為前一個旅客，他顯得有些不耐煩，眼睛也不抬，聲音短促地問：“去哪裡？”
“去留學。” 貴棠努力讓聲音聽起來平穩，遞上護照。
令人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工作人員直接翻到相應的一頁，“啪”地蓋上章，然後抬頭說：“下一個。”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他甚至愣住了，嘴邊差點蹦出一句：“你不查一下我的信息嗎？”
他收好護照，往前走。前方有一個大箭頭，寫著30米處轉彎，就是登船的通道。那短短的30米，他彷彿走了很久很久。到了轉角處，轉過身的他再也沒有遲疑，拎好行李，快步登上了船。
2021年底，貴棠順利離開中國，抵達美國。
尾聲
採訪接近尾聲，貴棠靠在椅背上，神情依然平靜。他是一名法輪大法弟子，也是父母的兒子，他是個普通人，但也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堅持與勇氣。
貴棠最後說道：“只有在共產黨這個邪惡的體系下，信仰和個人安危是對立的。當人選擇正確的事情的時候，往往要面臨著個人的危險。我的信仰讓我堅持做正確的事，我知道在國內的情況大部分人很難真的做什麼，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認清中共的邪惡，選擇一個好的未來。”
此刻再看他，能感受到那是一種歷經風雨後沉澱下來的力量，那種力量不是轟轟烈烈的，而是經得起時間與現實考驗的沉穩與堅韌。
他說：“正因為身在一個安全的環境，更應該珍惜講真相的機會。”
“希望有一天，迫害能停止，這對任何人都是好事，也希望被謊言蒙騙的人早日覺醒。”
「我終於自由了！」貴棠在西雅圖遊玩，模仿自由女神像。（圖片：貴棠提供）
